“党组织”溯源
金融地下党组织始于何时？过去认为起源于年11月，在辛泰银行成立的银行党支部，书记张承宗，委员韩宏绰、袁君实。顾准、胡石声代表上级党组织“上海职业界临时工作委员会”与银行支部保持联系。
但是最新的研究一下子把银行地下党组织的诞生推前了11年。据《中国革命历史文件汇集（全17册）》等记载，年9月，在上海区委下的闸北部委就有一个银行支部，支部书记是楼建南（即楼适夷），一个月后的10月，支部书记改为应修人。银行支部为何受闸北部委的领导？那是因为银行支部的主要成员来自通信图书馆，通信图书馆的主要成员来自银行和钱庄，因为通信图书馆馆址在闸北宝山路三德里，靠近商务印书馆，所以划入闸北部委管辖。
据《中共闸北区党史大事记》记载，早在年2月，闸北部委下面就有一个通信图书馆支部。那时楼建南尚未入党，其支部书记应为年七八月间入党的通信图书馆创办人应修人。通信图书馆原没有独立的团支部，团员关系都在商务印书馆团支部，书记为董亦湘。所以，应修人、楼适夷等大多由董亦湘介绍入党、入团。
早在年5月1日，应修人与钱庄老板的儿子沈滨章、谢丹如，麦加利银行职员白梅等几位创办了通信图书馆。而楼建南参加通信图书馆工作纯属偶然。据他自己回忆，年5月的某日，他是在大光明电影院看电影偶遇同乡、图书馆成员戚焕勋时，被介绍参加的。应修人先后供职于福源钱庄、福源商业银行和中国棉业银行；楼建南先后供职于征祥钱庄、益慎钱庄、北市钱业会馆和正大银行等，晚于应修人3年参加通信图书馆工作。因此，很有可能，通信图书馆党支部就是银行党支部的前身，而支部书记就是应修人。
“红娘”杨修范
人们知道，杨修范是上海解放接管交通银行的副军代表，曾经在抗战期间领导交通银行在重庆地区的地下工作，组织了读书会和储蓄互助会。但人们不知道，杨修范对党的组织建设还有重大的贡献。他是两个重量级人物沙千里和张承宗的入党介绍人。
沙千里是职业界救国会领袖、著名的七君子成员、蚂蚁社发起人之一，新中国成立后官至全国政协副主席。杨修范曾于20世纪20年代初期，在大丰洋布号与沙千里共事，还是领导救亡运动的党小组成员，因此杨修范成为沙千里的入党介绍人符合情理。交行储蓄互助会中有沙千里的名字，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他是合作理论专家，要知道在沙千里看来这种理论可是无限接近社会主义思想的。沙千里是一名特别党员，他的党员身份20世纪80年代才被公开。
杨修范有一篇回忆文字《上海职业救国会情况纪要》，结尾处写了这样两句话：“我随职业单位内迁，由武汉转重庆工作。我在9月初临走前为在职业界救国会中发展党员，做了一些工作。”张承宗喜欢写作，却鲜有提及入党过程，只是在他年填写的履历表中有短短一句话：“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由杨修范介绍入党，雍文涛宣布，顾准监誓。”杨修范是领导职业界救国会的党小组成员，负责联系银行，张承宗是银行大队队长，上级介绍联系人入党，也合乎情理。张承宗的入党，是20世纪30年代党内的一个重大事件，他创立的“银联”受到中共中央和江苏省委表扬，是党领导职工运动和开展统一战线的成功范例，并得到推广。
“党产”的故事
解放战争期间，在上海活跃的“党产”，主要分三条线：一是南方局由钱之光领导，如广大华行、建业银行、华益公司等；二是华中局由徐雪寒领导，如联丰花纱布公司、合众进出口营业公司、建华贸易行、鼎元钱庄、同庆钱庄、利永棉布号等；三是上海局由张执一领导，如大安保险、天一保险、关勒铭金笔厂等。在国统区经济战线，涌现出许振东、朱枫、肖林、卢绪章、杨延修、龚饮冰、谢天寿等一批优秀“党产”守护者。
在抗战时期的重庆，当时在中国国际经济学会工作的罗静宜后来曾说：“卢绪章，是广大华行经理，在香港、美国都有分行，专卖苏联产的鹿茸精，并用以拉拢资本家们。他还搞国际贸易咨询所，搞调研，收集材料。我们互不通气，都不知道对方是党员。有时他要搞的东西，正是我们要搞的，这就有了矛盾。他还想把我们吞掉，可是我们的后台是中国的大财阀孔祥熙，他欲吞不能。如今谈起这些往事来，真叫人忍俊不禁。”
广大华行背后的靠山是陈果夫，但它是国统区最大的“党产”，梅园新村和周公馆就是它分别花了50根和30根金条或买或租下来的，年营业额高达亿元，净利润39亿元。
胸怀“诗与远方”
那时的银行里有一部分人，他们不满足于坐写字间，而是喜欢写诗、关心时事政治，最后走上了革命道路。应修人、孙默心、袁水拍就是其中的代表。
应修人是党的银行支部的早期领导人，早年受新村主义思想影响。“五四”时期的新村主义者主张平等互助，倡导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关系和谐，推崇自食其力的田园生活。应该说，应修人对新村主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