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这是张爱玲的名言，说的原是生命存在的一种无奈真实：即便是帝王、高官、名士，生命中也不尽然都是风光，烦恼总如华袍上的跳蚤般相伴相生。《华裘之蚤——晚清高官的日常烦恼》撷取晚清几位名臣如何汝霖、季芝昌、鹿传霖、绍英等的私人日记，断面式呈现了他们隐蔽难言的烦恼生活。
本书以张爱玲名言作名，展现的是晚清高官的日常生活、芥藓微事，很多在传统眼光中甚至谈不上可以“入史立传”。但解读日记有两个显著的作用：一是既往史书中的“大人物”形象往往失之鲜活，《华裘之蚤》以晚清高官股肱的日记为依托，舍去政治、经济、文化等大事件，着眼日常叙事，高官形象更为立体，有些甚至与传统形象差别甚大。正如作者所言，“恰好能在细节上弥合宏大叙事带来的缝隙，使骨骼嶙峋的历史某种程度上变得情意流转、血肉丰满。”第二，日记不同于宏观的正统叙事，也迥异于稗官野史。它的独特价值在于情感的真实。无论是事无巨细的生活记录，抑或是纯粹的情感宣泄，都是那个时代社会生活风貌的隐约透露和私人生存状态的普遍呈现。这种具有私人生活史特点的记录，让我们在微观视角中窥见“无意义”中的“有意义”。
在《居乡诚不易》篇章里，我们看到军机大臣何汝霖在家乡南京所遇一系列鸡零狗碎、可笑可恼之事。南京城发大水，他把当地官员骂了个遍，“真可恶也”“真阴滑人”“在省之蠹”“全无人味”；亲友故交纷纷上门“打秋风”，去了又来，“求助者坌集，与索逋等，可笑可气”，来索取财物的亲友腰杆很硬，跟要账的差不多，以至于何汝霖难以应付，甚至不敢去哭奠过世的大嫂。中国几千年由农耕社会与儒家观念等合力作用所形成的人情社会基本特征，就是人与人之间由血缘、地缘、姻亲等构成了一个密切联系的熟人社会。一品大员何汝霖也只不过是这个牢固关系网中的一环，无论是社会文化层面还是人伦道德的要求，回乡反哺回馈亲友，甚至代为处理家族事务、主持宗族仪式等，都是他的责任，因为只有如此，才能维持传统人情社会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大人物也是小人物，在生老病死面前众生平等。《勿药元是梦》篇章里，曾国藩、季芝昌、鹿传霖详细记载了身体与心理上的双重困顿。曾国藩对医药的态度十分反复，曾留下了“不信医药，不信僧巫，不信地仙”的家训，然而并不能坚持，“自八年秋起，常服鹿茸丸，是亦不能继志之一端也”。咸丰十一年，他得了癣疮，求遍医药，效果甚微，以至十分痛苦到“意趣萧索”。终其一生，曾国藩都在“时药时不药”中摇摆。季芝昌因病“急流勇退”，廖寿恒伤亲之痛“伤哉，痛心曷极”，面对疾病、面对人生最后的宿命，所有人都无可逃脱。
清末，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官僚体系运行至斯，已经形成了一套稳定的政治结构和官场模式，《何处是归程》一章展现的就是清朝宗室大臣绍英如何勉力维系乱世君臣的政治之路。从庚子事变到张勋复辟等大事件，绍英一一诉诸笔端，清室逊位后与北洋军阀的周旋，财务上的内外交困，世态人情上的凄惶无助，读来别有乱世沧桑之感，绍英从焦头烂额到潜心修佛也就不难理解了。
掀开覆在历史上的“华裘”，展露普遍性的生活真相，并寻找在重复性的琐事记录中潜藏的时代烟云，私人日记分析的价值也恰在其中。
本文来源：泉州晚报
